在美国7年，我所知道的社区组织，是这样...
作者Jade, 在美国读书和工作七年。此文为Jade对自己接触社区组织的回顾及对社区组织在两国不同背景下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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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组织的公共性
提到“社区组织”，我总会想起还在念本科的时候，在校园里看到的一张海报。类似于底下这张。在无数其它议题性学生社团的招新和活动预告海报中，“CHANGE”这个单词显得尤为突出：短短六个字母却囊括了其它所有议题性活动的本质：
第一、从教育不平等到全球气候变化，这个世界上有许多需要改变的地方
第二、面对这些挑战，［你］可以，也应该做出改变
回想起来，这正是我刚刚开始接触“社会问题”的时期：从教科书，到媒体报道，到身边所闻所见，无不在强调第一点：这个世界有许许多多需要人们去改变的不平等和不公正现象。但让我困惑的是第二点：作为一个大学生，“我”能做什么？并且，有谁会把我说的和我做的当回事儿？
顺着我对肥胖症在美国的趋势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艾滋病挑战这两个话题的兴趣，我分别参加了两个不同的学生社团。一个社团的目标是通过每周一到两次的健康教育课程，改善小镇上低收入人群和西裔人群的健康水平。另一个社团的目标是通过政策倡导，改变美国政府对外援助的资金分配政策。
现在想来，我在这两个学生团体的参与其实是我对我的第一个问题［我能做什么］的回答。在一个社团中，我贡献的是自己“生物专业”的技能。而在另一个社团中，我想的更多的是：如何让更多人参与到议题中来以放大声音，形成影响政策的力量？一个在直接提供“服务”，另一个借鉴的则是“社区组织”的原则。两者都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
然而，尽管两者都是解决问题的方式，社区服务却不完全等同于社会组织。在社会服务的模式中，“我”的角色相对简单：按照既定的线路，执行既定的任务，受助人群被动接受我们提供的服务，偶尔填问卷告诉我们，他们有多么满意或者哪里应该得到改进。而在社区组织的模式中，我的角色更加复杂。虽然，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我也需要跟随一些既定目标——譬如筹款和倡导。但这些目标的完成，来自于我所建立的社区中，每一个人从“这一件事情不关我事”到“我要为这件事情做些什么”的转换。
因而，社区组织的公共性——人人皆可参与，人人皆有责任—— 可能是社区组织最吸引我的地方，也是美国的七年生活给我留下的最深远的影响。社会问题和公共事务跟我们息息相关。虽然不是所有人都具备与解决这“社会问题”相关的所谓“专业性技能”，但这一点并不意味着你在创建改变中，没有角色可以扮演。
只要你认为某一社会问题非常重要，无论地理位置，无论是不是直接被这个问题所影响，你都可以，也应该参与进来，成为社区行动共同体的一部分。因此，虽然“社区”可以被地理或者议题分类，但更大的社区范畴，应该是公民共同体。“社区组织”的本质，则是推动共同体的形成，推动里面的每一份子为未来的构想采取力所能及的行动。
作者也是共读写作营一员成员，二／新营营主。共读写作营是一个为大家提供更深的思考和讨论空间而构建的平台。我们期待听到不同地方，不同人的故事和声音，点击阅读原文处可报名加入，成为新营伙伴。
从“人的参与”到“真正改变”
从人的参与到最终促成社会改变，这个过程是如何产生的？答案在社区组织的三个核心要素中： “People, Power, Change”。眼尖的读者应该看得出来，这里的“power”一词双意。作为名词，这一组词语的意思为“人（群），力量，改变“；而作为动词，这一组词语的意思就变成了“人群是改变的动力。”
当代社区组织颇有影响力的人物，Marshall Ganz，“社区组织”这一课程在哈佛的讲师，对这三点之间的关系是这么诠释的：社区组织始于个人，及人与人间的关系，聚焦于权力的转移，致力于持续性的改变。听起来很抽象，但从社区组织中的一个经典例子——美国1980年代的艾滋病运动来看，更容易理解。
当时，美国的艾滋病患者由于缺乏有效药物，一旦患上艾滋病，只能存活28周。面对被极大缩短的生命长度和降低的生活质量，美国艾滋病群体认为，［没有药物］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FDA（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过长的审批过程。在他们看来，如果要彻底改善整个群体的状况, 他们需要的不是简单的“服务”——譬如艾滋病的科普和为一部分人群提供治疗的资源链接或者资金援助。他们要的是一个能让这个群体中所有成员—— 当下和未来——都获益的解决方案：加快已经在他国投入使用的新药物审批。
在这个共同目标下，美国艾滋病群体组织了起来，采用了所有能想象得到的社会活动方式：游行，抗议，示威。结果，面对患者群体展示出的力量，FDA缩短了两种新药的审批流程，使得成千上万的患者得以延续生命。
艾滋病患者在FDA大楼外示威。来源：Slate.com
在这个例子中，艾滋病患者群体诠释了什么是“力量”(power)。与大家往往联想到的第一印象相反，力量不来自于数量。因为，如果按参与游行的人数来计算，艾滋病游行的规模排不进美国上世纪游行人数的前十；参与“小型”抗议的，有时只有数百人。并且，表面上看起来，艾滋病患者采用的策略：游行和抗议，也与美国传统的公民活动并无二异。
但是，艾滋病患者群体让华府官员和药企屈服的原因之一，是他们所采用的社会活动的对华府和药企日常活动的巨大破坏性(disruptiveness)。如，1989年，核心活动家潜入纽约市股票交易所，迫使该所在历史上第一次停止股票交易。1992年，艾滋病患者在华盛顿特区举行了一次“公开葬礼”，将因艾滋病死去的人的骨灰洒在白宫草坪上。1998年，为了抗议克林顿政府联邦对“针头交换项目”(Needle Exchange Program)的经费的取缔，艾滋病活动家把自己绑在了该项目官员的办公室里，直到被警察带走。从这个角度而言，艾滋病运动获得的胜利，与其几乎难以被常人所接受的激烈手段和持续性行动，是分不开的。
而在取得自己的诉求胜利后，这个群体并未停下脚步。从2000年初，南非的艾滋病医药政策改革到现在的“抵抗川普”运动，都能找到艾滋病运动领导和参与者的身影。他们用自己的经历和经验在鼓舞和培养更多的社区领袖，无论国界和议题。
社会组织与公益
诚然，美国的艾滋病运动的成果得益于美国独特的政治环境：民众运动是美国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民众认为，各种社会活动的本质也是自己对政府监督权的一部分。这决定了社区组织模式在美国应用的大前提：即，当曾经的弱势群体展现出不可忽略的力量时，权力关系可以改变，而改变的结果通常为大的利益方（企业或者政府部门）对民众诉求做出的妥协。但在不同的社会背景环境下，这个大前提不一定存在。也就部分决定了，面对社会问题，国内主流的解决方法着重于提供直接服务类的“资源链接”或者构造“信息平台”，而非增加弱势群体本身在社会上的可见度。
曾有一位来自于乡村的，因病致贫的患者告诉我，他的愿望，是与其他患者一起，改变医保政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彻底解决“大病致贫”的问题，才能不让穷人看不起病。
他的愿望并非不可实现：早在几年前，就有患者向人大代表提交过联名信，希望可以把昂贵的药物列入医保名单。
我并不认为，美国环境下的社区组织形式可以直接生搬硬套。并且，哪怕能够植入社区组织的理论和工作方法，社区组织在国内也可能仅仅作为一种工具存在，而不涉及社区组织公共性和政治性的体现。但是，患者自组织——通过培养患者领袖，陪伴患者社群而推动患者从受害者变为问题解决者的角色，我认为，不但对公益机构培养长期志愿者和支持者有利，也是比直接提供服务更加深远的工作手段，也更加符合公益工作的本质。
然而，这一观点时常不被理解甚至被质疑：我们已经向患者提供了筹款服务，还帮他们建了群，为什么还要推动患者自组织？有什么意义？远水救不了近火啊。
社区服务还是社区组织，二者的差异，不仅仅只是两种工作模式的区别，也是两种社会环境和认知理念上的区别。面对社会问题，社区服务和社区组织，两种模式我们都需要：近火用近水来救，人之常情。但是，当我们在忙着用无数的近水救近火的时候，谁去扑灭火源呢？或者，在我们抱怨服务群体形成“依赖性”的时候，想一想：我们真的有把他们放在平等的位置上，认同他们能成为自己问题的解决者，还是仅仅把他们当作被动的服务接受者，需要依赖于我们的长久帮助？
无论工作模式如何，所处的环境背景怎样，我想我们都可以更进一步：不把目光仅局限于“满意度”如何或者提供了什么“资源链接”，而着力于更本质的元素：个人的转变，权力关系的变化和持续性改变。社区组织本身是对公共事务参与的体现，当这些活动和精神从我们的生活中缺失，权力关系必将更大程度地向更有资源者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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